2013-02-27 10:06 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
我们有时会发觉与文字之间的疏离：笔墨的书法早已不与日常生活发生任何关系;随着电脑输入的普及，我们甚至不再写字;书法课从学校教程中消失;电脑字库里出来的劣质字体占据了城市的大街小巷;汉字说简化就简化了，几千年的竖排一下子变成横排，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……
不过，我们大可不必为文字哀悼或惋惜。正如台湾作家唐诺在《文字的故事》一书中所说，文字的发展，始终有偶然机遇。这个偶然机遇，包括了众多的任意无端乃至于错误(误想、误解、误读、误写、误传……)，合理的东西对它有意义，荒谬的东西同样为它所吞下，化为发展材料。
如果将汉字视为一个生命体，它的演化有两种基本方式，一种是渐变，一种是突变。渐变，常常是由书写工具、材质的变迁引起。甲骨文笔画的硬朗挺拔，是因为刻在坚硬的龟甲之上;而金文笔画的绵软饱满，是因为金文是预先由黏土等制作于模具的内部后浇铸而成。隶书最初是刻在竹简上的(后来才用墨写)，所以转折提笔间特别有一种雕琢的韵味。至于楷书的中正平和，是毛笔书写时代的字形逐步趋向规范和标准化的结果。宋体也不是某个设计师的设计，而是漫长的历史中，雕版工匠逐渐总结出的一套快速刻字的方法——将楷书变曲为直，钝笔变成三角，才形成了宋体最核心的造型元素。这不是一道命令下来改的，而是很自然的历史进程。一点一滴的演化，持续了数百年之久。起落笔的棱角，至今仍是宋体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，是刻刀留下的痕迹。
相比之下，政治常常是最强大的突变力量。秦王朝为了政治的需要，发布“书同文”的政令，在全国推行“小篆”。小篆改变原先那种弯弯曲曲的笔画线条，整理出一种笔画匀整、便于书写的新字体。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地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。更大的突变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，国家推行简体字改革，2000多个汉字被简化和标准化。当年最早为简体字进行“整旧创新”的老专家们一直相信，汉字的笔画少了，每个人一生当中就节省了很多不必浪费的时间，可以把这些时间用在别的地方，是很有价值的。问题是，才不过十几年时间，用笔书写的文字大部分已被电脑文字所替代，今天再去论笔画的简繁多寡，几乎已经没有意义。
很多人反感简体字，理由大都是觉得它不美了。设计师刘治治却觉得简体字的问题不在“不美”，而在“无礼”。所谓“无礼”，不仅是指它抽离了旧文字中蕴含的传统中国式的情感迂回，更重要的是简化过程中的粗暴和不讲道理。而且，它不允许并置的存在，对过去是一种抹杀式的断绝。
在他看来，仅从视觉造型上来说，60年前的文字改革也是一次极其仓促的重构，从未征询过书法家或字体研究者的意见。这一点，当代的字体设计师们感触尤深。简化之后，汉字的框架变得很不稳定，视觉上的逻辑和标准遭到破坏，比如“广”这样的字，设计起来简直是噩梦。它是空的，根本站不住。上海以前有一个老牌子叫“正广和”，本来是很稳的，变成简体后，中间空了，没法填，显得很滑稽。再比如“言”字旁也是一个很难设计的偏旁，它影响的不是一个字，而是几千个字。
更糟糕的是，这一次简化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汉字“表意”的文脉。“汉字并非只是象形文字，它在漫长的历史中累积了丰富的外延，疆界越来越宽广。一个字并非只是一个字，而是一句话、一个故事，甚至是一首诗。但简体字改革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法，让它‘回归’到单纯的符号状态，只剩下识别的功能。它的疆界消失了。”
西方的文字从象形文字转化为拼音文字，一直被认为是文明的进步，因为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都提高了。相比之下，汉字数量庞大，笔画繁复，难认、难写、难记;加之一字多音，一音多字，一字多义，一义多字，古今变异，方言俚语等等，的确是非常复杂的文字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小孩子，要像中国的小孩子那样，花几年的时间，死记硬背好几千个字。所以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中国的精英们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文字的落后，是象形文字制造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阻隔，我们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。这种对文字的工具主义态度，本是无可厚非的。文字最初的发明，就是为了很实用的沟通。问题是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中国人对文字的感情一向是超越于功能之上的。
只有在中国，书法被发展为一种最高形式的艺术。这种艺术，不仅限于美学上的概念，而且与宇宙生命相通。有人说，中国人通过书法完成了感知世间一切现象的能力：“点”如高峰坠石，“横”如千里阵云，“竖”如万岁枯藤，“撇”似风中竹叶，“走之”如海浪涌来……练习书法曾经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孩子的必修课程，这些字不仅构成他们今后理解世间万物的智性基础，一笔一画之间还涉及一种作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构建。他们从书写中领悟最初的为人处世之道，所谓“规矩”、“藏锋”、“欲左先右”……而正襟危坐的坐姿本身，就是学习一种对文化的态度。
李少波(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)告诉我，中国文字进化史上一个有趣的特点是，君主对文字的特殊兴趣。为了巩固政权，君主多少与文字发生关系。秦始皇为了政治的需要，发布了“书同文”的政令，在全国推行“小篆”。小篆改变原先那种弯弯曲曲的笔画线条，整理出一种笔画匀整、便于书写的新字体。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地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。在西方，彼得大帝、路易十四也曾专门为自己的政权设计或修改过字体。到了现代，又有纳粹德国强制推行“具有日耳曼传统”的“黑字母体”(black letter)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不过，他认为，相比之下，中国的帝王对文字似乎更多抱有一种审美上的兴趣。唐太宗深爱王羲之的字，传言《兰亭序》就在他的殉葬品之中;毛泽东每日放在床边的书中，就有一本怀素的狂草。这种对于文字之美自上而下的崇拜，是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如此尊崇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即使在民间，文字也获得最为世俗意义上的敬重与亲近。以前，山西人给老人过寿，会用面粉做出各种寿字。古代的窗户上，会把字做成窗格。无论多么贫穷的家庭，到了年底，总要贴一副对联以求喜庆吉祥。一些老人至今相信，有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丢弃的。甚至有人把书法当成锻炼身体的方法。
“字如其人”的概念深入人心。对中国人来说，一个人用手在一个媒介上留下一些线条的痕迹，暗示了他生命的某些根本性的特征。拘谨、大气、刚强、端正、放肆、妩媚、苍凉……明明是关于人的形容词，也可以用来形容字，字与人之间是一种异常亲近的关系。在西方，一个人的签名有法律效应，而在中国，字可以映射出一个人的性格、情感甚至种种人生境遇的变迁。所谓“书，心画也”。晚明书法家傅山年轻时醉心于赵孟頫的书法，年长后深切意识到赵孟頫的道德问题，再看他的字就觉得“浅俗、无骨”，从而回归颜真卿，一位在平定叛乱中战死的唐代忠臣。当代艺术家徐冰则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提到，他在yahoo的创始人杨致远家中看到一卷赵孟頫的手卷，小楷非常工整漂亮，于是想到了中国人的性格，包括我们对礼仪的尊重、任劳任怨、柔中带刚、随机应变等等。他说，无论书法还是字体设计，真正的核心都是在寻找一种关系，在方寸之间找到笔和笔之间的关系。中国人的书法，第一笔生第二笔，第二笔生第三笔，第二笔是由第一笔的状态决定的，而最后一笔最重要，要找到全字的平衡。我们每读一个字，写一个字，就是完成了一个小的结构。所以，当书写文化行将消逝时，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签名伪造的问题，因为字形可辨别度越高，伪造起来越容易;而中国人要忧虑的，却要远甚于此。
书写时代的结束，标志着人与字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的终结。与此同时，屏幕文化造就了另一种关系的可能性——我们不再书写文字，而是选择字体。只不过，与西方的10万种字体相比，汉字字体的选择实在乏善可陈。虽说是有300套字库，但大部分是吃老本，比如现在计算机上的楷体字就是来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，宋体则是60年代上海印研所的设计。这些字体当初都是为纸媒而设计的，与今天屏幕阅读媒介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。
本文中采访的大部分设计师都是从各自的立场与经验出发，试图在一种新的人与字的关系中重新寻找和整理汉字的美与秩序。不过，对刘治治来说，他更愿意欣赏和把玩简体汉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下的状态，觉得为当代设计提供了各种有趣的可能性。因为它的无礼，反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黑色幽默，可以为这个时代制造一些有趣、反讽和挑衅。
“凡受过现代艺术熏陶的设计师都明白，现代主义艺术或设计的流脉伴随着一种‘去美’，去的是‘经典时代的美’。经典时代的美是装饰的、叙事性的，希望做到人力所不及的奇迹，目的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。现代主义则是去美的。它是要造一种‘物’，所有人都可以消费，不分种族、民族、阶级。所以它追求方便与快捷，生产最大化。宜家就是典型的‘现代主义’——去装饰、集约化、普遍的可识别性，一种‘功能至上’基础上的美学。简体字也一样。去‘美’之后，汉字只剩下一个粗粝的框架。因为没有历史包袱，在这个骨架上再建构，反而变得更容易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