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台北游志诚先生商榷
北京 邱崇丙
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过一本文集，书名《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》。内载游志诚先生的《大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述评》，涉及到《古代散文鉴赏辞典》中我写的两篇赏析文章：《战国策》的《赵威后问齐使》和《乐毅报燕王书》。台湾这本研究文集是1991年出版的，现在仍在发行。遗憾得很，二十年以后，我才有机会见到，实在不敢苟同。为简明起见，就《赵威后问齐使》赏析一文，跟游先生商榷。先将我的原文抄录于下，以便参考。
这篇文章选自《战国策·齐策》，内容虽与齐国有关，而主要人物却是赵威后，也就是《触讋说赵太后》中的赵太后。赵太后的形象在那篇文章中写得很生动，是一位近于顽固的老妇人。可是这一篇中的赵威后，却迥然不同，她不愧是一位颇具政治远见的统治者。
齐襄王派使臣来问候赵威后，按照一般惯例，赵威后应该立即看信，并表示答谢。可是她不去拆信（这就很不客气了，表明她对齐王有些看法），却向使臣表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问候：“岁亦无恙耶？民亦无恙耶？王亦无恙耶？”文章这样开头，如异峰突起，令人注目。
这个问候的特殊之处，是三句话的次序，非同一般。齐国使臣察觉到这一点，立即表示不满，认为赵威后这样问，是“先贱后贵”。在贵贱等级森严的社会里，齐国使臣的话，也反映了当时传统的尊卑观念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不料齐国使臣的反问，难不住赵威后，反招来她一番义正词严的议论。看来她是胸有成竹，要借此机会来批评齐国的政治。她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然，苟无岁，何有民？苟无民，何有君？故有问。舍本而问末者耶？”
这一反问，非常有力，且明白无误地告诉齐国使臣，民为本，君为末。文章没有写齐国使臣的反应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馀地。使人想到齐使张口结舌、无言以对的窘状。此处省略，效果更佳。
赵威后自己也是“君”，她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的呢？可以理解，她受了儒家“民本”思想的影响。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这是一种可贵的民本思想。赵威后接受这一思想，等于是把自己也放在“轻”的位置上。这是需要政治眼光和勇气的。无论如何，这点也是值得称赞的。前面已经提到，从《触讋说赵太后》中看，她的性格近于顽固，可见她接受这一思想并非心血来潮或标榜自己；她对齐国政治情况非常了解和熟悉，并能根据这一思想作出分析，也可见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
在齐使无言以对之际，她又进而发问，如连珠炮发，使对方无招架之功，形成一种理论上的气势。他一共问了四个人。先问钟离子，“有食者亦食，无食者亦食，有衣者亦衣，无衣者亦衣”，极言他乐于帮助一切人。次问叶阳子，“哀鳏寡，恤孤独，振困穷，补不足”，极言他同情不幸的人。又问婴儿子，“撤其环瑱，至老不嫁，以养父母”，极言她的孝行非同一般。这三个人表现不仅突出，而且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利“民”。一个抚养人民，一个帮助人民解决困难，一个以孝行作人民的表率。从“民为贵”的观点看来，这三个人应当受到重视和表彰。不仅齐国使臣不懂民本的道理，齐王也一窍不通，所以她责问道：“此二士不业，一女不朝，何以王齐国、子万民乎？”这意思等于说齐王在路线上犯了错误，违背了民本思想。最后又问到了於陵子仲，“上不臣于君，下不治于家，中不索交诸侯”，极言他什么好事也不干，等于废物，在人民中影响极坏。她用严厉的口气问道：“何为至今不杀乎？”这又从反面来批评齐王不懂得民本的道理，宽容了这种不利于人民的人。
文章到此，戛然而止，赵威后以全胜的姿态结束谈话，加强了主题的表现力量。如果再写齐国使臣或齐王的反应，倒成蛇足了。
文章以齐王为对立面，以齐国的政治情况为材料，对民本思想作了具体而透彻的发挥。全文纯用发问的方法来写，问岁，问民，问王，问钟离子，问叶阳子，问婴儿子，问於陵子仲。前三问，等于提出民本思想的论点，后四问，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应以民为本。而且只写发问，不写回答，更增强了压倒对手的优势。
游先生说：“另外一种赏鉴文字并不引述集评集释，当然也不依古人为准，而独立自主地做出赏析，其赏鉴进路很容易走上意识型态的路子，以马克斯文学或马克斯美学为主要策略。邱崇丙在赏析《战国策》〈赵威后问齐使〉与〈乐毅报燕王书〉两篇即是显例。大陆学者解释古典理论。（按：这句话似意有未尽）古典作品一旦涉及意识型态，采用马克斯策略，往往露出盲点，有牵强附会与生硬乱套之弊。这也是台湾学界不能认同也不愿对应的一点。赏鉴文字经常冒出‘劳动人民’‘封建社会’‘上层阶级’‘资本阶级’‘被压迫民众’等等，完全以意识挂帅，服从政治教条，充分见证着权力结构、文化模子与文学体制强加给文学论述的操控力与影响力，以致做为一种文学的言谈论述更加暴露了论述的机械特质，假借表象的多元开放，占据着实质的一元封闭主宰。这方面的论述愈多，便愈加贬损学术的客观评价。尤其可能导致研究策略走歪路，走偏激。”
想不到一篇对古代文章的赏析，竟招来游先生如此严重的责难。这一大段议论，很容易使人想起大陆在文革期间流行过的“扣帽子”歪风，因为游先生并没有具体指出《赵威后问齐使》赏析文章哪些地方错误，也没有说明游先生自己对《赵威后问齐使》的“客观评价”是什么，只是给我戴一顶大帽子而已。如果说我运用了“马克斯策略”，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，而不是笼统的下结论，那么，这就对了。这种“进路”就是灵活运用，就是开拓，就是发展，这比照搬西方理论好得多；如果不能作具体分析，而仅仅是不着边际的下结论，才是牵强附会与生硬乱套，才是“偏激”“歪路”。这顶帽子给游先生自己戴上，也许更合适一些。当然，游先生用的不是“马克斯策略”，但也是“意识型态的路子”。
众所周知，《战国策》汇集的是战国时期策士的言论，内容谈的就是政治。战国时期是什么社会？历史学家称之为封建社会，也有人认为是奴隶社会，游先生既然反对冒出“封建社会”这个词语，那么，应该怎么表达？王、后、臣、民，是历史上存在的名称和事实，又不是“马克斯策略”捏造出来的，也无“牵强附会与生硬乱套”之处。“‘劳动人民’‘封建社会’‘上层阶级’‘资本阶级’‘被压迫民众’等等”，我的文中并未用到这些词语，即使用了，又有何不可？为什么不能“经常冒出”？游先生不准冒出这些词语来，流露出一种政治偏见，很像有“操控力”，其实是不自量。台湾没有劳动人民吗？工人农民不劳动吗？在日本统治时期，台湾居民不是被压迫民众吗？不冒出这些词语，应该怎么表达？游先生自己也创造性的冒出了一个“意识挂帅”，这是否也可称之为“政治教条”？
《赵威后问齐使》内容涉及赵国和齐国两国外交，外交就是政治的一部分。原文所肯定的是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，并不是马克思的学说。但民本思想是现代民主思想的先驱，为什么不能肯定？生活在民主时代的游先生为什么要嘲弄？难道要赵太后专制独裁，才是“客观评价”吗？ 我并没有牵强附会生硬乱套，把它提升为马克思主义。游先生却硬要指鹿为马。所谓赏析，无非是指出文章的主题和语言特点，提醒读者注意、借鉴。赏析文章分析它的内容和形式，能够撇开它的思想和语言表达技巧吗？如果认为这是盲点，游先生认为应该怎么分析，才是亮点？不冒出政治词语，难道要赏析赵威后和齐王的男女感情吗？难道要分析赵威后缺乏女性的礼貌、温柔，才符合游先生的“客观评价”？
“愿夫子……明以教我。”
两岸文学评论中都存在有“教条主义”的现象，游先生的文章“即是显例”。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，凭个人的信条，下一个空洞的结论，就是教条主义。我不知道游先生读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。简单的说，哲学、文学、政治思想都是意识形态，游先生没有意识形态吗？《大陆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》一书是由“行政院大陆委员会”策划的，游先生是按照策划来写作的。游先生指责“完全以意识挂帅，服从政治教条，充分见证着权力结构、文化模子与文学体制强加给文学论述的操控力与影响力，以致做为一种文学的言谈论述更加暴露了论述的机械特质，假借表象的多元开放，占据着实质的一元封闭主宰。”这话虽然用了“权力结构”“文化模子”“文学体制”“操控力”“机械特质”“表象的多元开放”“一元封闭主宰”这些词语，转弯抹角，用意仍隐约可见。这是不是意识形态？这话所指是不是也包括游先生自己在内？游先生用政治分歧来评论文学，真像是“强加给文学论述的操控力”。游先生厌恶“马克斯策略”，那是政治态度，作为一位学者，不必把政治分歧带到文学评论中来。如果不顾具体事实，用来指责他人，就才真是“政治教条”。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“为艺术而艺术”“为文学而文学”“纯学术”，那是西方学者的唱词。游先生大约忘记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是“文以载道”。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话。这一思想虽然束缚过作家的文学想象力，限制过作家的创造力，但它也有过辉煌的纪录。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，曾以几篇散文而名垂后世。
我以为学者可以不谈政见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求同存异。不要“自己判卷子，自己中状元”。能够有助于读者欣赏，就是好“进路”，能够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，就是好“进路”。一味替古人代言，一味替外国人代言，一味替“行政”代言，就谈不上“进路”，谈不上开拓。两岸学界都不会认同。
学术交流以谦虚谨慎为好。希望游先生也用《赵威后问齐使》的材料，写一篇“客观评价”的赏析文章，作为示范。大家互相切磋，共同提高。
2011，8，8